不能模仿别人。这话貌似堂堂，但如果我们必须学习别人，有怎么可能避免模仿，人们都知道，学习的一个阶段就是模仿，只有模仿才能有超越。如果连模仿都不准，那就等于取消了学习。从古自今，中国人其实一直在学习，所谓汉唐盛世，都是学习的产物。只是到了晚清，学习的目标才放在了西方，到今天仍然在学。今日的大学，从学科设置，到大学结构，都是学习西方的结果。一个貌似青年导师的人出来告诉大学生不要学习西方了，那么，试问我们的大学该怎么办？从此以后，咱们就自己跟自己玩，把大学全废了，改叫书院吗？

　　我并不反对继承中国的传统，但继承的前提是要把传统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。传统的经典，只能当它们是经典，不能视为不可侵犯的宗教训条。我相信，五四一代学人，尽管声言反传统，但在他们身上，传统的学问却绝不比现在某些儒学的鼓吹者们差，而且，五四之后，在整理国故的旗帜下，他们也在扎实地继承着传统。所取得的成就，断非今日所谓国学大师所能望其项背。至少，所谓的国学在当日不像现在这样，仅仅是骗钱，骗课题的玩意儿。从这个意义上，辛亥革命后，作为教育部长的蔡元培先生，宣布将儒家经典逐出小学，无疑是有道理的。帝制下的学校，四书五经不是一种学问，而是一个半意识形态半宗教训条似的的圣物，中国的现代教育，现代学术就无从谈起。事实上，从戊戌维新开始，有志者一直在致力于把儒家经典拉下神坛，蔡元培的努力，仅仅是这个努力的一部分。如果我们连这个努力都要否定，难道我们要拖着现在的大中小学生们回到清朝？回到尊孔读经的岁月里，在那里，任何一种背离官方钦定的标准的儒学解说，都被视为离经叛道，有杀头之罪。懂点历史的人都知道，那时没有所谓的儒学，更没有国学，只有圣贤之说。而这个圣贤之说，只能背诵，不能质疑，更不能违背。继承传统，总不能回到传统去，像某些国学大师讲的那样，连三纲五常都要遵守，连跪拜之礼都要恢复，把妇女再关进闺房——还好，没有人主张再次缠足。

　　说到这里，我想讲一点我在课堂上所反复强调的东西，那就是质疑。任何一个听过我课的人都知道，我总是在鼓励人们提问，无论对什么都可以质疑，至于质疑的对错无所谓。能质疑，才有学问，能质疑，才有有创造性。一个人连问题都提不出来，何来的创意呢？我一直认为现在的教育，在某种程度上袭承了前清的官学传统，只重灌输，让人接受成说，不能质疑。事实上是把学生教成了宠物猫，不喂就得死。我认为，学校应该让学生变成野狗，能够自己找食吃，在找的过程中，自然学会了辨析，不至于总是吃有害的东西。从这个意义上，现代的大学教育培养的是人，具有独立个性的人，具有自我意识的人，而不是什么齿轮螺丝钉，更不是没有逻辑，只会胡言乱语的愤青。不能前面谆谆教导人家不要学习西方，后面又号召青年人学习美国如何争夺霸权。全然忘却了他所深爱的党，一直在倡导不称霸，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。

　　如果真的要放眼世界，就得有开放的胸怀，即使要跟西方打产业战，也必须先学会人家的规则，人家关于经济的学问，了解西方贸易体系，学会之后，才能有修改国际规则的资格，否则，就只能像某些人习惯不高兴的人说的那样，带剑经商，让人家在刀剑之下顺从我们。只是不知道，这种带剑经商，跟过去西方殖民者的炮舰政策有多少分别。既然我们的民族主义者那么痛恨西方的殖民主义，为何要年轻人学他们所痛恨的东西呢？当年人家欺负你，你不高兴，说对方是坏人，为何总是幻想着有一天原样去欺负别人，做坏人呢？

　　我身在大学，深知当今的大学，根本没有大学的精神。即使没有一拨又一拨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出来指点迷津，在中小学就被标准答案式教育培养成宠物猫的学生，根本无法通过大学四年自立起来。大学四年，懒人则玩过去，勤快则像没头苍蝇，跟着潮流，一会儿东，一会儿西。如果你有幸在一个好一点的大学，兴许还能碰上几个稍微读点书的老师，参加新东方的外语培训，还方便一点，否则，四年能学点什么，根本就没有准。如果有心向学，我的建议是，不要等老师，不要指望学校，自己先动起来。先学会读书，多面开花，逮到什么读什么，多进图书馆，少进课堂，老师实在要点名，也带了书到课堂去，他讲他的，你读你的就是。中了毒也不打紧，误入歧途也无所谓，反正读得多了，自然就会校正，只要不是单啃一类书就好。然后从身边的洒扫庭除开始，学会做事。把自己放在人群中，学会跟人沟通。最后通过前面三项，学会做人。这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倡的大学四事：learn to learn；learn to do：learn to together：learn to be。其中，learn to be是最要紧的，即古人所云，学者无他，学做人而已。做人，就是做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，而不是盲从的动物。

　　大学不相信眼泪，也没有救世主，甚至都可能没有关心你的人，能救你的，只有你自己。这就是我要跟大学生朋友们说的闲话。